时间: 2024-10-04 23:58:25 | 作者: 产品中心
“十七年”时期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和外文出版社为代表的国家翻译机构翻译实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模式，即“计划翻译模式”。首先，作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组织者与业务负责人，叶君健经过“下乡”完成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和思想认识的改造。其次，作为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国文学》精心设计翻译策略，开展国家文学翻译实践。再次，作为国家翻译机构和国家文化单位，外文出版社服务于国家对外宣传的翻译目的。最后，翻译界经过组织化、计划化的整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工具，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
关键词：“计划翻译模式”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叶君健 对外翻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国家对外交往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将翻译纳入国家文艺体制，进行领导与管制。同一时期，国家开始对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翻译出版机构的设立与翻译界、出版界的整合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影响下的翻译界思想改造，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全国翻译会议制定了国家翻译政策和方针，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翻译事业；二是成立以外文出版社为代表的国家对外翻译机构，统一管理翻译工作；三是人员调控与改造译者的身份认同。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后文中简称为《中国文学》）是“十七年”时期国家唯一公开出版、持续向国际发行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刊物，它用古今文学作品、作家与艺术家跨文化交流的动态信息向世界表达中国的文化价值、民族精神与世界意识，形成了冷战时期面向世界的中国国家文学叙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实践是考察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国家机构翻译的典型案例。
作为刊物的执行编辑、翻译审定与编译工作的组织者，“叶君健在《中国文学》中扮演的角色不亚于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道安在组织大型译场和制订翻译规程的作用”2。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方向、外宣翻译原则之下，叶君健实际负责确立《中国文学》的翻译策略。
从翻译学的方面出发，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通常使用翻译学英国学者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的新视野下提出的“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3来阐释《中国文学》的翻译实践，用“国家赞助人”的理论来解读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对外文学翻译实践4。1980年代初曾经在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的澳大利亚学者杜博妮，基于她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后来她与北岛的合作翻译实践）将外文出版社的翻译模式定义为“权威命令与礼物交换模式”5。然而，“十七年”时期中国对外文学翻译本身即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与国家的关系不是与西方历史上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等的“赞助”与“操控”关系这样简单，也不全是“权威命令模式”中的规训与被规训关系。正如任东升提出的“国家翻译实践”6理论所说，国家翻译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为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本文基于叶君健及其编辑、翻译的《中国文学》翻译个案，分析这一时期国家对外文学翻译的代表机构外文出版社的运作方式和单位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翻译界的思想改造和组织化、计划化整合过程，提出“计划翻译模式”的概念。
1938年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叶君健在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国际宣传处工作，此前他已经陆续用英语、世界语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如《岁暮》《王得胜从军记》，发表于国外的英文刊物和世界语出版物。1939年秋，叶君健在香港与戴望舒、徐迟、冯亦代编辑出版英文文学刊物《中国作家》，将抗战文学翻译介绍给英文世界的读者。1944年，受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叶君健赴英国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日。二战结束后，叶君健留在剑桥大学学习研究。1949年冬，叶君健从英国回到祖国，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联络事务局编译处处长。
1949年年底至1951年年底，在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7。1949年12月30日，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与土地有联系，他们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是动摇的，但是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经过教育而改变的，我们一定要事先向他们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或支持土地改革工作。”81951年2月与3月间，几次对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川西区党委的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9。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的中南区1952年春土地改革工作团10，经过学习土改政策，在阳翰笙、千家驹、田汉、胡绳等人的率领下，于1951年12月10日正式启程前往汉口。全团982人，分为9个团。到汉口后，各团分赴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阳翰笙率领中南区土改工作第二十团，前往广西柳州专区进行历时7个月的土改。该团共120人，团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师生最多，还有上海和北京一些科研文化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士。
叶君健即是中南区土改工作第二十团的一名普通团员。到了柳州专区后，叶君健被分配去的地点是柳城县沙塘乡附近的一个村子。到农村后，土改工作团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将当地政治上可靠的年轻贫农培养为“根子”（即土改骨干力量）。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一般在晚间展开，工作队员通过种种村会、小组会、座谈会和诉苦会向农民解释土改政策，了解村里各阶层的情况。在收集了大量当地地主的情况、经过多方研究、经法政部门批准之后，有三个“罪大恶极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并土匪头子”，提交群众公审。正是这次公审给叶君健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我目睹了这次公审，而且站得离罪犯不远。我虽然没有直接受过他们的摧残，但听到农民声泪俱下的控诉，我也不禁激动起来，再看到这些罪犯站着不动，一点惶恐和紧张的表情都没有，也感到极端忿怒。有一个瘦的家伙，一边听，一边斜着眼睛盯视控诉者，偶尔还摇摇头，表示他对控诉的不满和否定。他这种玩世不恭的样子更激起了我的忿怒。我也恨不得要跳上去，甩他几下耳光，只是土改纪律不容许我带头犯规——土改政策中有一条，就是不打地主，以免冲淡群众对地主的仇恨，土改工作队员当然更不能如此。但这种自我克制，倒反而更激起了我的气愤，所以当公审宣判这几名罪犯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时，我也跟随群众一道，涌到刑场上去，亲眼看看这几个败类在人民的法律面前灭亡。……枪声响了——一连好几发枪声。我向那跪着的罪犯望去，他们已应声倒地，他们的脑浆被枪弹轰向上空，向四边溅去。我从来就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不敢说我当时有些傻了，但我的脑子确是有一会儿停止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暮色己经开始降临，我转身独自向远方的村里走去。一路上，说来也奇怪，一些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记忆，潜进我的脑子中来。首先是我小时在塾里背诵过的《唐诗三百首》和陶渊明诗中的某些诗句，特别是有关田园风光的某些诗句。接着而来的便是我所读过的那些西欧和旧俄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创造的那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物。他们曾经感动过我。当我走近村子的时候，我才忽然惊醒过来：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是暴力，而不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吗？……而农民就这样、世世代代地活了下来！消灭吸他们血的恶魔，给予他们堪与“人”的称号相称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人道主义”呢？11
显然，近距离目睹活生生的人被枪毙给叶君健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的脑海里无意识地浮现出幼时熟读的唐诗及陶渊明有关田园风光的诗句，希望从古诗所表达的人对于生命与永恒的豁达态度中寻求超越现实的安慰。继而，叶君健又想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希望从根源于宗教精神的悲悯情怀中获得心灵的平静。但回到现实，当叶君健看到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农民，在结束了强劳动的一天，回到家却只能吃一碗中午剩下的泡饭（里面只有几粒米，还有一些芋头加萝卜，佐着盐和辣椒粉吃下去），他的心理和情感立即发生明显的变化，生发出对辛苦劳动却没有营养补充的农民的同情，对欺负农民的恶霸的愤恨。正是出于对贫苦农民生存处境的同情，叶君健认同土改政策，认为土改从官绅恶霸的手中解放了下层农民，使得农民能轻松的获得基本生存的权利与尊严。在他看来，土地分配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维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了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理想。在这里，叶君健对土改政策的认同与对底层人们的同情与关切是一致的。在这次事件之后，随着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叶君健愈加理解中国的国情，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有了新的看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情推翻了我在西方所学的人道主义”12。同时，叶君健认为知识分子与农民一起参与运动，协助农民获得土地，能够让知识分子对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有切身的体察。
经过亲身参与土改，叶君健从温和的人文主义者、个体翻译家逐渐转变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集体翻译工作者中的一员。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对革命的亲身体验及认同，在柳州，叶君健亲眼看到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顽固与稳定，除了暴力革命，无另外的相对温柔的改良方式能使其发生改变。正如1927年3月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3从而，叶君健在感性与理性上自觉认同农民阶级的立场，认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
尽管叶君健在回忆文章中没有谈到土改经历对于他编辑《中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从1953年、1954年《中国文学》连续选载土改题材长篇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选材安排，章节节选的考量以及编者撰写的“编者按”上，我们仍就可以推测这段经历对于叶君健思考土改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的作用、翻译如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叶君健的案例上，我们大家可以发现翻译者的身份认同转换并不是简单地从个体知识分子、翻译家变成国家翻译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能够实现的，也不是单一地从主动到被动服从的过程，而存在着更复杂的过程。此后，叶君健一直努力地在作为具有专业翻译技能的外国语言与文学专家，与服务于崇高的革命目的的外事干部两种身份之间“如履薄冰”14地寻求平衡。
作为《中国文学》的执行编辑、翻译审定和编译工作组织者，叶君健的土改经历为咱们提供了从参与者的情感认知角度来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译者身份认同问题的个案，而其身份认同的转变潜移默化地对其确定刊物的翻译策略产生了影响。
《中国文学》遵循忠实于原文的基本翻译准则，在此大原则下，要解决诸多关系到人民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具体问题，设定可译与不可译的边界，由此产生了翻译对原文的删削、改写。谢天振认为造成节译与编译的原因有几种：为与接受国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迎合接受国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等等15。对于以塑造自我形象为核心使命的《中国文学》来说，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显然是道德、政治上的，在此前提下《中国文学》也很重视接受国读者的眼光，考虑到西方文学影响下的英文读者的文学阅读习惯，编译者会对他们都以为写法过于松散的当代文学作品，从紧凑情节的“文学经济学”的考量出发，进行节译和加工处理。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基于道德、政治因素的翻译改写的权力在于中文编者，而不在于译者（无论是中国译者还是外国译者），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只是执行翻译工作，即将中文编辑已经对原文处理过的稿件由中文翻译成英文。
由于《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数量庞大，下面仅就刊物翻译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当代文学中存在的几种类型化删改，进行举例与分析16。
首先，民族立场是国家对外翻译至高的准则。出于维护正面的、积极的民族形象的考虑，具体体现在政治伦理道德的考量，翻译会对原文揭露民间陋习、国民性中的黑暗面的情节进行过滤。这种以民族立场为原则的删削，最典型的例子是改写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小说描写浙东农村的典妻习俗给女性造成的生理和精神戕害，其中写到主人公的丈夫将他们刚生下来三天的女婴投向沸水，因为在他看来，女婴是不值钱的物件（甚至不是生命），杀死女婴是理所应当的。
这时，在她过去的回忆里，却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时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简直如死去一般地卧在床上。死还是整个的，她却肢体分作四碎与五裂。刚落地的女婴，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声音很重的，手脚揪缩。脐带绕在她底身上，胎盘落在一边，她很想挣扎起来给她洗好，可是她底头昂起来，身子凝滞在床上。这样，她看见她底丈夫，这个凶狠的男子，飞红着脸，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婴的旁边。她简直用了她一生底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也不答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儿，刚出世的新生命，用他底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在沸水里了！除出沸水的溅声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声以外，女孩一声也不喊——她疑惑地想，为什么也不重重地哭一声呢？竟这样不响地愿意冤枉死去么？啊！——她转念，那是因为她自己当时昏过去的缘故，她当时剜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
可以看到，翻译直接删除了溺婴行为和前后相关情节。实际上，如果《中国文学》的翻译目的仅仅是为了突显新旧社会的差别，那么原本不用删去这一情节，因为这是发生在旧中国的残忍行为，能体现出旧社会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但同时，这一情节还可能给外国读者带来关于中国民族的负面想象，认为中国农村是阴暗的，中国农民是野蛮的。显然，这不利于塑造正面的中国民族形象，故而翻译对原文进行了删节处理。此外，“编者按”在阐述《为奴隶的母亲》的意义时也不讨论农村典妻制和溺婴恶习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问题，而将全部小说意义指向揭露封建制度下地主对底层农民的剥削，从而揭示阶级抗争的意义。这说明，作为国家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以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民的压迫为选择现代文学的标准，以确保外国读者对中国民族形成积极的认知为原则，屏蔽现代文学中表现国民性中的阴暗面与人性中幽暗意识的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55年为《中国文学》翻译《为奴隶的母亲》的译者张培基于1999年出版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里同一作品的译本。这个译本恢复了原文的溺婴情节19，这表明从作为个体翻译者的个人立场出发，张培基认同忠实原文文字和精神的思想，不回避民族性中的阴暗面。而从国家立场出发，正面的中国民族形象是崇高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冷战中国家文学表达的至高准则，因而国家对外翻译要求改写与这一准则相悖的、柔石的以暴露与批判国民性中的顽疾为宗旨的原文。
在民族立场的基础上，阶级塑造是国家对外文学翻译的另一重要标准。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为维护工人阶级正面形象的考量，翻译会对作为个体的工人的“不文明”言行进行过滤。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本身就不是个体，也不是工具，他们本身就是目的，本来就是国家的主人”20，在对外宣传和塑造自我形象的时候，就更加需要强调作为新中国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的正义与先进。以阶级塑造为原则的删改，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翻译对鲁琪的《炉》进行的处理。这篇小说描写东北解放不久，工厂里的工人还带有许多旧社会习气，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隔膜，经过接管干部和工会的情感动员工作，工人们逐渐转变思想观念，具有了集体意识，工厂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升。为表现无产阶级工人的先进形象，翻译删去工人小李的两次快板“怪话”，并改写了小说结尾。第一次快板出现在工人们操作化铁炉遇到障碍，大家都感到懊恼的时候，此时性格俏皮的工人小李编了快板来骂化铁炉。
第二次快板出现在小说结尾，工人们围着改造后运作顺畅的化铁炉，大家都感到高兴，工人小李编了快板来助兴。
由于快板将化铁炉以及生产的全部过程俚俗化，翻译直接删去了这两次快板，同时也削弱了小李这个旧工人的形象。快板是一种带有调侃、讽刺意味的民间话语，早年唤作“数来宝”（也称“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是从宋代贫民演唱的“莲花落”演变而成的，最初是乞丐沿街乞讨时使用的要钱或者要饭的手段。这种口头表达包含着一定的底层反抗的意味。小李骂化铁炉是一种插科打诨的“弱者的反抗”，即用消极的话语来表达不满的情绪，因为机器难以运作给工人带来的是上班时间延长的后果。翻译对调侃、消解工业生产严肃性的民间话语做处理，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正面的工人阶级形象的询唤。此外，翻译还在结尾处作了增加，添补的英文为：“And they went about their tasks with the added competence of their strengthened comradeship and unity. ”23这句话清楚地解释了工人们高兴的缘由：他们通过加强彼此的感情，团结一致达成目标。通过这一种增添的行为，翻译对小说主题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即个体的工人经过改造而建立了集体意识，具有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自豪地成为国家建设的主人翁。
在民族塑造与阶级塑造的基础上，中苏关系是国家对外文学翻译中改写发生的主要的因素。例如翻译对刘克的《“曲嘎波”人》的处理。小说写曲嘎波孩子小丹增一家的故事，爷爷原来是西藏农奴，逃跑来到曲嘎波，靠给商人背驮子养活小孙子。来到曲嘎波人的庄子以后，起先人们很害怕，爷爷不许小丹增和兵接触，因为“扛刀的满清兵，扛枪的英国兵，以及又扛刀又扛枪的各色各样的兵；这些兵给曲嘎波带来了多少灾难啊！”。24但对曲嘎波人的友好、真诚，主动帮助庄子上的人家干活以及修通汽车的路，感动了曲嘎波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战士陈小树与小丹增也慢慢建立了友谊。半年过去，路修通了，汽车带着货物开进曲嘎波，曲嘎波人热情地欢迎，孩子们主动帮着战士捡松果。小丹增开始感到好奇，后来也帮着捡松果送到陈小树的门口。随着小丹增已经当上货车驾驶员的父亲的归来，小丹增一家团圆。
小孩说：“拾松果！怎么啦。兵说，人家苏联，苏联你懂吗？是我们的好朋友。写信来要松果！”
英文删除了原文里的一句话——“兵说，人家苏联，苏联你懂吗？是我们的好朋友。写信来要松果！”是因为《中国文学》译载《“曲嘎波”人》的时间是1964年，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关系持续紧张到此时已经演变为中苏公开决裂，中国强调“反修反美”，认为苏联修正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原文写作的时间是1957年12月，此时的中苏关系虽然已经在苏共二十大的震动下暗流涌动，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还限制在高层内部，在国家的国内宣传与国际宣传中，尤其是在普通人的认知中，中苏依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密，因而作者很自然地用这一叙述来表现中苏友好关系。此外，《中国文学》的翻译为原文增加了一句话——“我们祖国的另外的地方也想要我们的松果”。增加的这句话将小说意义指向少数民族与祖国另外的地方的联结，从而更加明确了小说的主旨，即新中国给曲嘎波人带来解放，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西民热爱祖国。此外，英文注释特别介绍说：“这篇小说描绘了民主改革发生以前西民的生活”27，再次点明小说的主旨，引导和确保外国读者对这篇小说的理解。
最后，以强调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与确保革命的崇高性为原则，翻译对表现革命与爱情的文学作品进行删改处理，淡化“性”并清除情欲暗示。例如，翻译对《林海雪原》原文描写白茹相貌、神采和身姿的部分进行的删削和缩写。
一对深深的酒窝随着那从不歇止的笑容闪闪跳动。一对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闪着快乐的光亮。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垂挂在耳旁。前额和鬓角上漂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随风浮动的芙蓉花。她的身体长得精巧玲珑，但很结实。还有一个十分清脆而圆润的嗓子，善歌又善舞，舞起来体轻似鸟，唱起来委婉如琴。她到了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歌声一片笑。她走起路来轻爽而灵巧。她真是人们心目中的一朵花。因为她姓白，又身穿白护士服，性格又是那样明快乐观，每天又总是不知多少遍地哼着她最喜爱的和她那性格一样的“飞飞飞”的歌子，所以人们都叫她小白鸽。
翻译删去了原文对于女性身体的细致描写，这段描写是男性视角下对女性性别特征的简单描述，体现出男性视角对于女性身体的审视、打量与评判。英文只保留简单的人物描写，即白茹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性格活泼可爱，并突出强调白茹在战斗中从火线上抢救十三个伤员，荣获抢救模范的英雄身份。删改的效果是弱化青春少女在以男性为主的军营所引起的关注，将白茹形象的多义性简化，确定其为一个年轻的模范女战士，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同时，《中国文学》节译的小说英文版还将邵剑波与白茹之间的情愫变得不可见，而隐藏这些恋爱情节的目的，一种原因是为了叙述主线简明清晰，更重要的则是去除个人的情感因素，保持革命者形象的纯洁、革命的神圣性。
类似的删改还有《中国文学》节译的《青春之歌》英文版对林道静与江华的“性”的消除。李杨在解读《青春之歌》时提出“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的观点，认为“体制道德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即基于维护形而上的世界的纯洁性的目的，使“不崇高”的“性”消逝29。实际上，国家对外宣传和塑造自我形象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更加敏感，翻译将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意义含蕴进行清洁处理，以确保清晰、单一的作品旨归，从而塑造历史的崇高形象。例如江华留宿林道静家的情节，原文用转场来弱化“性”的发生，翻译则直接删去并改写了相关情节。
“真的？你——不走啦？……那、那就不用走啦！……”她突然害羞地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并且用力抱住了他的脖颈。
天刚刚亮，幸福甜美的梦还在朦胧地继续着。突然一阵叩门声，把两个人同时惊醒了。30
可以看到，原文对于“性”的委婉暗示仍然超过了国家对外宣传的尺度，翻译索性抹去相关情节，并改写过夜的意义，即两人是为了推进党在学生中的地下工作而彻夜讨论直至天明。这样一来，读者看到的是无私地投身革命理想的革命者，同时也是去性别的革命战友，而不是一个普通男人和一个普通女人的形象。改写之后，情谊而非爱情代替了原文描写的林道静与江华的关系。最终，《中国文学》节译的《青春之歌》成为去情欲化的个人、知识分子如何认同革命的国家对外叙述文本典范。
个体翻译者身份认同的转变与国家对外文学翻译代表期刊《中国文学》翻译策略的确定，根植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翻译机构和国家文化单位体制化的历史语境。
以外文出版社为代表的国家翻译机构是在出版业与新闻业，以及文学界与艺术界的国家统一管理、整合的过程中设立的专门机构。从国家出版系统的角度来看，翻译局是新中国成立初统一管理翻译出版的重要机构，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是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32，由此前的三部分出版工作机关（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新华书店编辑部、出版委员会33）重组而成，下设三个机构，即出版局、编审局、翻译局。其中，翻译局的使命是：“为了准备马上就要来临的工业化和经济、文化建设，我们应该大量吸收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以饲育我们的建设工作干部。为我们祖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建设，我们翻译工作者的面前放着很多工作要做。”34也就是说国家设立翻译局的构想是培养自己的翻译工作者，以满足日渐增长的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从国家新闻系统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局是建国初对外新闻传播的重要机构，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是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设立的国家外宣机构35，下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北京新闻学校。其中，国际新闻局负责国际宣传，通过新闻广播、《人民中国》半月刊、《人民中国报道》月刊、小册子和通讯特稿等方式，将国内的情况用外国文字向国外发布。新中国成立初国际新闻局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延续了1940年代中后期在延安设立新华社英文广播电台，在香港创办英文版《中国文摘》等国际新闻宣传思路。从国家文学设计的角度来看，1949年7月2日到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宣告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成立，“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来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36。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是全国文联下属各协会中最重要的。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它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权益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同时更注重“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领导、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37。中国作家协会的国际联络部，后改为外国文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会）专门负责国际文化交流，外委会的主任是萧三，副主任是杨朔、陈白尘，办公室副主任是林绍纲。外委会的任务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对外国文学状况（包括外国文学团体组织情况、作家活动情况等）来了解，并促进中外文学的相互介绍、翻译等工作，以及中外文学界的各种联络活动。”381958年应亚非作家会议常设事务局要求，中国作协设立联络委员会，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是刘白羽，秘书长是杨朔，联络委员会负责安排和接待外国作家来访39。最终，在出版、新闻、文学艺术事业体制化与国际宣传和外事需求不断交叉的过程中，由中国作协与外文出版社从行政和业务两方面共同领导《中国文学》的局面形成了。
1953年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吸收了设立翻译局培养翻译人才的构想，并在国际新闻局改组的基础上大力拓展经营事物的规模40，不仅包括新闻外宣，还包括文艺外宣。外文出版社有明确的业务方针，即用不同语言的出版物分别向苏联、各民主国家和东南亚殖民地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宣传介绍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党和政府的政策、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平运动、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等41。在此方针下，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闻、摄影、文艺、时政类外宣书刊，从不同维度构建起冷战时期中国的国家文化外宣网络。其中，《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42以综合新闻为载体向世界报道新中国的人民生活与国家时事；《人民画报》（China Pictorial）43以摄影照片为主、文字报道为辅的形式，着重向世界介绍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以形象思维的文学为载体，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革命历史，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生产、生活与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介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样态；《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动态，阐述中国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这几份期刊互相交叉支持，从不同角度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作为单位的外文出版社，是国家对翻译工作者进行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的有效组织。在单位体制内，个人被“包下来”，“在单位之外，没有个人的公共活动空间，由此建立一个极其严密的城市调控体系”44。随着1953年下半年《中国文学》划归外文出版社管理，《中国文学》编辑部成员成为外文出版社这一个国家翻译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单位的外文出版社为《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场所、工作岗位、职务等级工资、组织身份、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同时收编、管理刊物的所有工作环节，决定刊物的人员构成。
就工作流程来说，外文出版社规定了《中国文学》的集体翻译模式以及编辑与翻译的权力分配。中文组负责从大量的全国报刊中挑选符合标准要求的作品，英文组负责翻译，中文组组长与英文组组长负责审定，主编负责终审。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文学》这样的国家刊物而言，主编的作用不是同人办刊时期的主导刊物思想，引领刊物精神，而是负责统稿与协调实际工作，例如组稿、审稿，而选题审定的最终权力在行政领导，不在刊物主编。《中国文学》执行主编叶君健所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作协高层文艺干部（如沙汀、郭小川等）商量选题，将选题报给作协，经作协审批后确定。这种行政权力的上下级关系，体现出《中国文学》作为国家对外文学翻译机构隶属刊物的运作特点。
就人员构成来说，《中国文学》初创时期（1951-1953）的人员构成带有同行推荐的特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加盟先是由主编叶君健写信约译稿，后由刘尊棋邀请加入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划归外文出版社以后，引进人员执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由外文出版社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备，再经中央审批才能最终决定。例如1953年中宣部向中央申请“由大学外文系及俄文专科学校毕业生中调拨20个学生参加该社工作与实习，并指定外国语学校以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为该社培养青年外文干部”45。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单位对于人员构成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有意识地引入新中国外语教育制度培养的新生力量，以达到人员成分上“中外”“新旧”（指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专家）的平衡，并且越来越注重增加新中国自己的翻译力量的比重，以提升翻译体制内部的政治可靠性和纯洁性。
《中国文学》划归外文出版社以后，为满足日益增多的编译工作量，人员有所补充。唐笙46与袁可嘉即是这一时期新加入《中国文学》的人员。从1954年开始，唐笙为《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后来担任英文组组长、副总编辑，审定了大量翻译作品；袁可嘉于1954年至1957年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译，为《中国文学》翻译现代诗和短篇小说。袁可嘉初译了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再由英文专家修改。1957年，袁可嘉离开《中国文学》，从事研究工作47。需要补充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刊物上出现的许多署名译者并不在《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这些人属于特约翻译，大多数是大学英文系教员，例如翻译《暴风骤雨》的许孟雄当时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1958年在“”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为应对增加的工作量，外文出版社从作协创委会、《文艺报》等作协系统引入了何路、甘树生、朱靖华。何路毕业于延安鲁艺，此前在作协创委会工作，在《中国文学》除了编辑工作，还负责党组工作。何路的加入是为了加强党对于《中国文学》的政治把关。甘树生、朱靖华此前是《文艺报》的编辑。
1962年至1964年间，一批新中国自己的高等学校外语、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中国文学》工作。如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吴旸，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喻璠琴、宋绶荃，与同年毕业于对外经贸学院翻译系的熊振儒48。
总之，1951年至1966年间《中国文学》的编译人员构成有着明显的代际区别，创始一代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宣传以及欧美留学生活经验，1960年代初加入的一代多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大学生。不同代际的编译者受到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的影响，在世界观、审美趣味，以及翻译理念、翻译风格上均有明显的差别。然而，作为国家对外文学翻译机构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翻译政策和翻译原则的制约，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个人的审美趣味与翻译理念不能体现在工作中。尤其是译者的权益，存在诸多问题，杨宪益对此有深刻的反思。49
《中国文学》与外文出版社的翻译实践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下乡”和翻译界思想改造运动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属于民间行为，翻译什么，在哪里出版，大多由译者或民营出版商自由选择。译者个人的文学审美趣味、翻译对象的市场效应是翻译人员和出版商抉择的主要是根据。由此产生的普遍现象是对译作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误译、错译现象时有发生。且不说翻译的品质保证，不成系统的翻译难以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有力支持。《人民日报》分别于1950年3月26日和4月9日刊登《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和《认真改进翻译工作》两篇文章，严厉地批评文学翻译和出版中存在的问题。显然，《人民日报》的批评代表了国家态度。随即，翻译界在《翻译通报》上开始了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54。
要改进和发展翻译出版工作，首先要统一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的思想认识。孙思定在为上海的《翻译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呼吁全国的翻译工作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思想，武装自己的思想，在反帝斗争中尽前卫的任务。沈志远在《翻译通报》发刊词中强调：“过去的翻译作为商品，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现在的翻译，是为人民服务的。”55张荫槐说：“在旧社会中，大多数的出版物，跟新闻纸一样，只是一种商品”，而“今天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应该对人民负责……这是跟过去最基本的不同。”56冯友兰说：“现在情形不同了。爱祖国，爱人民，是我们一切行动底鼓动力，‘为人民服务’成了翻译的鼓动力。”57这表明翻译工作者在思想上重新看待翻译工作的性质，从原来的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转换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树立对翻译为了什么的新认知。
从国家层面对翻译工作实施组织化、计划化的统筹安排，也即对外翻译的机构化，大致是在1949年至1954年间逐步完成的。这期间，翻译界以主动的姿态组织起来响应国家的号召，如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及其会刊《翻译月刊》的创办。此外，国家层面的机构化措施还包括：设立中央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创办翻译界权威刊物《翻译通报》，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以及对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改制（外文出版社即是在整合全国的外语出版社之基础上设立的）。
其中，对文学翻译体制化影响最大的是两次全国性的翻译会议。1951年11月5日至1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的议题是提高翻译工作质量，提出加强公营出版社在出版翻译稿件之前的审校工作，建立各编译机构翻译稿件的审校制度。这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公营出版社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以落实编译合作原则和审校制度58。此外，在翻译标准的问题上，茅盾认为文学的翻译在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应当将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也就是说，国家文学翻译的纲领性标准是在忠实于原文，在此前提下提倡文学翻译的艺术性。195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翻译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武器，并加快加强推进文学翻译的组织化、计划化进程。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焦灼的事态以及实现亚洲及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中，国与国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而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又说明“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9。这两次全国翻译会议制定了翻译界所一定要遵守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原则，将翻译事业尤其是文学翻译纳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与国际斗争的轨道之中，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
“十七年”时期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国家对外文学翻译实践，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是它最大的特点，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资源分配，国家对外文学翻译的年度计划与翻译内容中各种文化资源的比例均由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国家领导翻译业务部门，管理翻译人员，自上而下地规划翻译内容，规划指标；翻译业务部门执行具体的任务，实行集体翻译制，完成指标，个体译者的审美取向和翻译价值基本处于隐身状态。这种翻译模式的特点是国家高度组织化地领导、管理翻译生产，国家政权集中全国翻译精英来开展翻译事业，体制化地教育、培养翻译新生力量，又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翻译的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是约束性强，个体编者、译者（尤其是译者）的专业能力不能获得充分的尊重与发挥60。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中国文学》的翻译实践是考察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国家机构翻译的典型案例，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下中国与世界加强人文连接极富启示。
1 《中国文学》于1951年10月创刊，1952年春季出版第二辑，1953年出版第三辑、第四辑，1954年改为季刊，1958年改为双月刊，1959年1月起改为月刊并持续以月刊形式出版，“”期间也未停刊，一直出版至2001年。根据本文作者的博士论文统计，从1951年创刊号到1966年5期，《中国文学》共出版115期，译载752个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体裁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游记、戏剧、通讯、特写、报告、电影剧本、相声、小戏、童话、戏曲、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400余篇文学艺术评论文章和包括国内文化事件、国内外文艺往来动态、文学艺术考古评论、作家与艺术家介绍、新出版消息等在内的纪事消息。
2 刘军平、罗菁：《叶君健翻译思想及其特征探微——纪念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翻译》2014年第6期。
3 [英]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编《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4 就笔者所见，主要研究成果有：耿强的《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林文艺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要求及影响因素》，《龙岩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倪秀华的《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中国翻译》2012年第5期；江帆的《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对外译介模式对比研究》，《翻译季刊》2013年第69期；郑晔的《从读者反应看中国文学的译介效果：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1期；马士奎、倪秀华的《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倪秀华的《1949—1966年红色经典的翻译与海外传播》，《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4期。
6 参见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中国外语》2015年第3期。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外语研究》2019年第4期。
7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10 团员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干部、各派、各人民团体中央机关的工作干部和北京、天津、保定、太原、石家庄等大中城市的各界人士。《政协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委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团赴汉口》，《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3日。
11 12 叶君健：《参加土改半年》，《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9页。
13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14 在本文作者对叶君健先生的儿子叶念伦先生的访问中（2017年11月26日，苏州），叶念伦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叶君健编辑《中国文学》时期的谨慎、小心，以避免犯政治错误。
19 张培基译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
20 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21 22 鲁琪：《炉》，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01、120页。
29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4页。
3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中国出版学科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页。
33 参见操乐鹏《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的文学翻译活动考释》，《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
34 胡愈之：《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开幕辞》，《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1951年12月15日。
35 杨正泉：《序》，《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周东元、亓文公编，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
36 3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2页。
40 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改组后之外文出版社成为编译出版我国对外宣传之外文书刊的统一的事业机构，也是当年全国14家中央级出版社之一。
41 《外文出版社概况》（摘录）（1953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5 195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创办于1950年1月，1951年增出俄文版半月刊，1953年增出日文版半月刊。后因俄文《友好报》和英文《北京周报》等相继创刊，《人民中国》俄文版和英文版在1957年底停刊。从1958年起，以日文版为基础，增出印度尼西亚文版，同年10月增出法文版。
《人民画报》（China Pictorial）创办于1950年7月，创刊时只有中文版，后陆续增出其他文字版。到1958年，为配合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该刊共有汉、蒙、藏、尔、朝鲜、俄、英、德、法、日、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地、西班牙、阿拉伯、缅甸等16种文字版本。
44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45 《中宣部〈关于检查外文出版社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草稿）（1953年）》，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6 唐笙（1922—2016），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4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后在联合国从事口译工作，1951年回国后进入国际新闻局，是我国同声传译事业的开创者。
47 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3期。
48 根据熊振儒先生的回忆，熊振儒先生于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文学》英文组工作。2019年8月熊振儒先生在家接受了本文作者的采访。
49 60 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50 除了刊物正式编译人员，《中国文学》还邀请包括（但不限于）：许孟雄、王佐良、Tso Cheng、Chang Hui-min、张培基、Ying Yu、Tsao Tun、Jen Chia-chen、路易·艾黎、张素初、Chien Chun-wei、Shirley Wood等在内的大学教师、外文出版社外语专家协助翻译稿件。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是从编辑、翻译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文学》的人员构成，对于刊物相关的美术设计人员缺乏了解，实际上他们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员。
51 1963年由周扬推荐，唐达成调入《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不久后因为觉得这里的中文编辑工作没什么意思而离开。参见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52 表格中1951年至1963年《中国文学》的工作人员名单来源于本文作者对有关人员回忆的比对、整理与确认，可能缺漏。1964年至1966年间《中国文学》的工作人员名单来源于熊振儒的回忆。
53 转引自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54 关于翻译的当代转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改造的研究，参见赵稀方：《思想改造与翻译转型》，《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李春：《〈翻译通报〉与建国初的翻译改造》，《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
55 沈志远：《翻译工作的新方向（代发刊词）》，《翻译通报》1950年第1期。
57 冯友兰：《关于翻译工作的一点建议》，《翻译通报》1951年第5期。
58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新中国史编年·195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754页。
59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这会议上的报告》，《译文》195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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